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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社会管理;展仿标草写法…

按人会怎样创设动态有效的社会怎办★探讨仿标草写法助快捷易识书写—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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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对”、民主与腐败源头析  

2016-03-08 22:25:38|  分类: 社会管理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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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对”、民主与腐败源头析
——读《政治民主化将决定中国反腐成败》
【引言:以往人类社会经历的社会制度、体制的实践证明,无论私有、公有体制,看来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这是为什么?……】

近日在网上读到《政治民主化将决定中国反腐成败》一文,颇有感悟与启迪。此将所感之思考、议论,简述如下:
(一)
该文说到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与毛泽东的“窑洞对”。提到毛泽东的“窑洞对”:“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并指,“窑洞对”时的毛泽东,已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不能靠别的(包括思想教育),而只能靠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因安逸而产生的惰性、松懈。
可以说,此文这里对毛泽东“窑洞对”的延伸解读,颇有其意。使人不由还想到,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这个实践是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有效地克服因安逸而产生的惰性、松懈、腐败现象,主要不能靠别的(包括思想教育、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运动反腐等),而只能靠民主制度。正如毛泽东在“窑洞对”中所明示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一如该文所言:“只有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官员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公共福祉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有效激发整个官员队伍的活力,形成优胜劣汰、廉上贪下的良性循环。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二)
纵观发展到今天的人类社会,人们已经能看到,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以往人类社会的所有制模式,除了发展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之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社会物质存在,在意识、思想、精神上反映为“为己”,表现在人的行为上的谋私利,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自然”的。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本来在理论上、逻辑上考究,应该是:公有的社会物质存在,在意识、思想、精神上,本应反映为“为公”,是集体主义,是人的更高、较高程度的社会性。但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还是频现“虑己”、“为己”的惰性、松懈、腐败现象,且并未减少。即便在社会主义的政党,应用行政权力,曾经进行了相当规模、强度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曾被西方称为所谓“洗脑”运动)之后,仍难长期的、可持续的、全面的减少惰性、松懈、腐败现象。这是发人深思的。
可能应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提出,是人类在充分认识“私有制的罪恶”之后,在人类文明制度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其对社会文明进步的理论逻辑,本来是颇具道德、智慧、理想因而颇有感召力的。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的社会客观物质存在,对公有制社会中的人,在意识、思想、精神上的反映、影响,应该“自然”、“天然”是“为公”的。这在理论上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所正确指出的“物质决定精神”基本哲学原理。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的答案,让人们看到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政治民主化将决定中国反腐成败》一文提出,腐败的原因、根源是“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惰性,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也不例外”。这提醒了人们认知、理解此前人类社会公、私变革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人类社会经历的社会制度、体制的实践证明,无论私有、公有体制,看来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人有一些自发的属性,其中包括虑己性、惰性,等等。而这些,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正确指出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哲学原理在起作用——人有自发的虑己性,是因为人除了有“离不开社会而生存”的特点之外,还是、乃至“首先是”个体独立生存的。人的个体本身是一客观物质存在,这一“个体性的客观物质存在”,会影响乃至决定的人的“精神”,影响、决定人的所思、所想、所欲,并使得人无论在私有还是公有体制下,仍然会“自发的虑己”,使得“人不为己”,在公、私体制下都难做到。
正因为如此,要有效成功的反腐,就“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官员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公共福祉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有效激发整个官员队伍的活力,形成优胜劣汰、廉上贪下的良性循环。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如果这样看,该文所议及的当前反腐,以领导权威强力“治标”,打虎拍蝇,“以权反腐”居多,而从制度上、根源上反腐的“治本”,可能还尚未完全到位。其言或有一定道理。
(三)
应该还可以说,作为反腐的“治本”之道,政治民主化,不但有利于从根本上反腐、防腐,也有利于在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比对”中,使得东方、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能更好的立于道德、舆论高地。中国能建设成功科学、正确、有效、并非照搬西方民主的政治民主化体系,则西方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对中国、东方意识形态的“威权”的指责,将会在中国创设的、有东方特色的政治民主化制度面前,失去力道。
人们应该看到,人有自由的“天性”或曰“天然”性,这是西方鼓吹的“民主自由”虽然其现实并非落实的完美无瑕,却还能对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世代颇有感召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没有人喜欢谎言,人们喜欢真实。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们喜欢诚信。同样,其实人也总是“天生”的喜欢“自由自在”,没有人喜欢被约束;人们还“天生”的总是喜欢自己能做主,人总是不太喜欢受别人或社会调、控。西方民主,在形式上、表面上给每个人“看来像做主的人人能投票”的权力,对即便是一般人也是有吸引力的。西方指东方的中国乃至新加坡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威权”,看上去是显得似乎“得人心”些。而且,在未必有更多社会经历和理智认识的、“天然”成长的人群中,一些所谓“民主自由”,完全可能会让人“心向往之”。这可能会是西方民主至今尚存的“优势”。
我们的确应该重视和关注人的“自发性”及其对社会管理的作用和影响,并对此作出科学正确的应对。因为,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这些“自发性”正是人的个体生存的物质存在,在人的精神、思想、意识上反映。这些“自发性”,包括自发的虑己、惰性;“天然”的“自主性”、“天生”的喜欢“自由自在”;愿人按己观念去思想行事,却不悦于被别人左右;等等。
人们还应该历史的看到,今天东西方及至中西方的社会管理观念和体制的差异,不仅来自近现代,也与东西方历史上的文明传统有关。西方历史上就有“奴隶主民主”,东方自古就讲“君臣父子”。近代以来,西方显得更注重个人些;而东方则更强调家、国一体,“没有国哪有家”,强调个人服从国家、集体。
近见环球时报有社评说:“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强大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锻造。首先它要基本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并有能力自动维持反腐败的成果。它还要将公务员的正当利益合法化,使其得到公众的整体认同。它还需有效解决“言论自由”的争议,引导社会就这个老问题达成共识。此外它必须有应对各种不测的、宽裕的承受力,让社会能够在高度政治一致的情况下保持轻松。”此言应属颇到位。
当然,在说到以上这些的时候,也需要特别明确民主化的必要前提:要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民主化。也如《政治民主化将决定中国反腐成败》文所说:“中国反腐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能否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坚决地推进政治民主化。”
这里还认为,在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如下之言也应予以足够关注:“改变现实当然是目前中国所追求的。但问题是向什么方向变化?如何变化?变化的获益者是谁?这些变化又会对中国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回答。简单地追求变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想看到的变化,甚至是必须努力加以避免的变化。”
相信一切愿中国与世界都和平发展的人们,都会希望也期待,改开以来的中国,继续完成其有特色的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建立市场经济,作为邓小平时代的“收官之战”,成功;建设民主政治,作为习近平时代的“收官之战”,也成功。

陶文庆(笔名: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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