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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社会管理;展仿标草写法…

按人会怎样创设动态有效的社会怎办★探讨仿标草写法助快捷易识书写—陶文庆(文磬)

 
 
 

日志

 
 

简议中国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  

2010-02-27 16:49:30|  分类: 社会管理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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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中国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

结合现实情况、参阅若干方面的见解,这里拟就中国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整理如下思路。

一、改革有必要,有社会动力,有条件
中国社会对社会政策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的呼声已久,这也是这些年中央一直在提倡的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中国的继续改革,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
当然,在任何社会,社会政策的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而财力在中国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有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各级政府有丰富的财政收入。就是说,中国不缺钱。当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美国)为社会政策的改革(如医疗改革)而为钱发愁时,中国的问题则是,有钱但未必能用到社会政策上去。
可以说,中国的继续改革,首先是若干社会政策的改革,是有必要,有社会动力,有条件的。
但是,……

二、改革的具体操作者,由于机制原因,未必有动力推动改革,有的会成为阻力
任何改革都必须有改革者。即使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但社会动力本身不是改革的主体。就是说社会(或者其所造就的社会运动)能够对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但任何的社会政策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改革者。在中国,现实地说,政府就是改革者。但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众多具有具体利益的个人构成的。改革的具体操作者乃至执行者,是政府的官员们。
或许应该说,如果改革的具体操作者具备改革的动力,那么就会去推进改革;如果这些人缺少改革动力,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推进改革;而如果改革有悖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改革的具体操作者,由于机制原因,未必有动力推动改革,可能形成了阻力。
政府官员是市场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因为拥有国家权力,而权力可以成为“市场进入”的门票。
政府组织市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可以作为一个集团组织市场,例如庞大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是尽人皆知的。国有企业内部的高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
政府官员个人还可以通过“寻租”方式和商界发生关联,成为共同的市场组织者而获取或者分享利益。
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转业”到商界,成为商人后“借用”原来的政府关系获取利益。
这样,政府官员可以是从市场改制获取利益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获得市场巨大利益的同时,政府官员也享受着市场“豁免权”。所谓的“豁免权”,就是说政府官员用不着承担市场的风险和其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
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员所处的,恐怕还算是一个独立于市场的体制,有各种制度包括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等来免受市场的影响。投资大家们和商人也是须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在市场所取得的财富再通过市场购买各种安全保障,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承担市场化体系所提供的服务。相比之下,在市场上打拼和求得生存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必须承担市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同时也未必有能力来承担市场化了的服务。
(有人认为,实际上,在先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用来保护社会的大多数的。而“保护社会的大多数”正是“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有继续改革更深层的必要性。)
同时,官员和富豪们尽管与其他人身处一个市场体系,但可以“退出”这个市场体系,寻找其他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体系。这在教育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谁都知道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是很多人(主要是有钱有势者)可以通过“退出”机制,不要接受这个体制弊端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官员和富人可以把其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市场退出”当然还可以表现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例如,也可以有环境(医疗、住房)方面的“退出”机制,——即在中国积累了财富之后可以移民到其他环保、医疗和住房条件更好的国家。
因为有这些机制的存在,要成为改革主体的政府(人民和国家的)组成人员,就可能难有动力来思考和推进改革。
实际上,改革必须有压力,尤其是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压力。而如果相当部分的官员一方面能够享受市场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豁免”市场带来的负面效果,或者“退出”这个市场,这样就不易对官员构成利益相关的改革压力。例如,需要真正在市场上买房子,才能体验和了解房地产市场,才能知道这个市场出了什么毛病,才会有改革房地产市场的思想、决心和能力。同样,也只有在没有“退出”机制的情况下,才能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并更加迫切的感受到,需要改革她。
从这个角度说,无论较之富人还是穷人,政府官员可能最具有优势,他们既可以获得市场的好处,但又能免受市场的影响。这就能回答为何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系列问题、而改革颇难了。
有国外研究中国的专家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各级官员尽管一直在谈论社会政策的改革,但大都无动于衷,或者作秀给人看。实际上,他们本身也不会有谈论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的。之所以谈论,是因为来自中央的压力。他们没有改革的行动更容易理解,因为不管怎样,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受各种机制保障的。这看来是有相当道理的吧。

三、如何才能更好地产生继续改革的动力呢?
一方面是要改变官员的认识。改革并非一定要剥夺官员的利益的,而是要使他们认识到,继续改革,选取一种既利己也利人的方法会更有效,也更能持久。
当然,光强调改变认识并不够。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逐步控制这些现存的机制的效用,使得官员不能光“进入”市场,享受市场的利益,而又可以“豁免”和“退出”市场。必须要党政官员成为社会实际生活和群众生活的内在因子,“与民同进退”。只有这样,党政官员才能感受得到市场社会的压力,才能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如何进行社会改革,才能有真正的动力来实施改革。
按照有些专家的说法,这样做“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说,也才能促成执政党的全面转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行执政党已经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或者说,这样做是执政党长治久安所必需的。”
若以这样的思路,我们是否能动态地不断改进有关的体制、制度及其所形成的机制,来改进和形成真正有效的继续改革动力呢?(当然,这种改进、改革也可能不会一蹴而就,也有摸索的过程,且同样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如果持之以恒,还是应该会找到较好的办法,形成较好的机制的吧?)
说到改进机制,让人想到用制度形成机制,发挥有效管理作用的一个史例:
18世纪,英国为解决本土监狱人满为患和增加殖民地当地劳动力,决定向澳洲运送判了刑的罪犯,并将运送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起初,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有的死亡率高达37%。
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
可以由政府进行干预,例如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这种干预,并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督查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是坚决执法,但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将受威胁——如果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并不是什么难事。而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还会选择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会更胆大妄为了。……
不过,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实施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的人数付承运费。
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因为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而当按实际到达的人数付费时,能运到多少人至关重要了。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这种按到达人数付费的制度一经实施,效果立竿见影。普遍实施时,按到达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可见,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甚至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未必能改变人的趋利,但可以用人的趋利性去引导他做好事。
在继续改革中,在我们今天还需要市场机制、需要物质利益激励来促进发展时,是不是更应该认真考察各种制度、体制所形成的机制的正负效果、不断扬长避短地改进机制(含与政府官员有关的制度和激励机制)?并将其作为继续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关键的任务呢?
(附注:本篇写作时参阅了网上有关方面的文字,仅此说明与致谢。)

文磬
个人学术主页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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